国大学，日本人主要还是从硬件上来比较的。

    从1912年开始建设的哈尔滨工业学院，虽然在1915年完成了基本的校园建设，但是之后的附属建筑规划建设一直未停。到了1917年，已经改名为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校园面积已经突破了800亩，差不多是东京帝国大学的1.3倍，而革命委员会已经将周边的2400亩土地又划拨给了哈尔滨工业大学。

    即便是软件上的比较，东京帝国大学也占不了多少便宜，莫斯科大学向远东的分流，使得哈尔滨工业大学一开始就获得了极高的起点，特别是在物理学上。之后革命委员会同德国大企业的合作，又使得不少德国化学家、电气专家加入到了这所学校。

    而欧洲大战开战后，滞留在中国的德国学者和专家，躲避战争而逃到远东的俄国年轻教授，使得哈尔滨工业大学的理工类师资已经成为了远东第一。虽然为了进入这所大学学习，需要先学会德语和俄语，不过不管是俄国教授还是德国教授，几乎都会说德语，因此哈尔滨工业大学首选的外语就是德语，其次才是俄语和英语。

    随着革命委员会对北京政府教育部门的插手，东北各大学的招生也开始获得了各省教育界的配合和支持，这也就使得许多原本试图去日本、法国留学的学生，现在也先试图考一考东北的大学再做打算了。

    毕竟日本的大学除了东京帝国大学之外并不出色，而法国又正在打仗，相比之下东北的大学反倒更具有吸引力了。更何况，东北的几所大学都聘请了不少相当专业的外国学者，特别是化学系的专家、教授尤为出色，再加上东北各所大学完善的理工实验室和大力发展的重化工产业，使得东北的理工科学生不仅毕业后容易找到工作，也容易前往外国大学进一步深造，自然也就让许多年轻人向往了。

    和这些青年学生对东北大学的向往相比，如陈独秀这样的进步学者现在也陷入了一个艰难的选择。在他面前现在出现了两份邀请书，一份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发给他担任文学教授的聘请书；一份则是，担任北大校长不久的蔡元培发给他的，聘任其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并教授文学的邀请书。

    虽说前者给他的聘请书不及蔡元培对他的看重，但是担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文学院院长的是章太炎，名头可比刚回国不到一年的蔡元培要响亮的多，且哈尔滨工业大学的背后是革命委员会，自然也比北洋政府所支持的北京大学看起来有前途。

    但是陈独秀所担心的是，他把《新青年》从上海移往北京，对于关内的中国青年来说变化还不是很大。但是从上海移到哈尔滨之后，他担心《新青年》杂志社就远离了关内的中国青年。这一点从《共和日报》的影响力越往南越弱就能看的出来。

    因此在六月底的时候，陈独秀忍不住同耿谨文提到了自己的困惑，这两年南方局和《新青年》之间的互相配合，使得两人的关系变得较为密切了。

    对于陈独秀的疑问，耿谨文思考了许久方才说道：“对于您个人而言，我以为选择哈尔滨工业大学是最好的。但是对于《新青年》和现在的新文化运动来说，我个人以为选择北京大学的邀请其实更有利。当然，不管您做出了什么样的选择，只要您和我们共和党在推动中国社会的思想改造上保持一致，不管您去哪我们都会继续支持《新青年》的。”

    听了耿谨文的回答之后，陈独秀也是大大的松了口气说道：“您要这么说，我倒是真的下了决心了。其实我觉得，我去北京倒是更能发挥出自己的作用…”

    不过也有人做出了和陈独秀不一样的选择，比如预备回国的李大钊和湖南高师教授杨昌济等人，就接受了哈尔滨军政大学或哈尔滨工业大学的邀请。

    而在1917年，各地青年报考东北大学的人数更是比去年多了一倍以上。比如南开中学预备前往日本留学的伍豪，预备前往北京俄文馆修学的江苏青年瞿双，正在湖北高等师范学院就读的陈潭秋，刚刚毕业于湖南高师的蔡和森等人，都在这一年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。